明朝后期的文人群体的现象，其实是不太正常的，这一时期妇女获得的额外让步和相对优势，很多也没有一直保持下去。但有了先例之后，即使出现波折，整体也会发生变化。比如文人群体对于夫妻之间，理想关系的构想，就一直在变化下去，直到清末的剧变。

　　清朝初年，对于文化的管束更加严格，强调理学的正统性。清代理学家认为，只有六经、四子（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）、周程张朱五夫子（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朱熹），才是正经的学问，其他各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。有人还更进一步，认为程朱即孔孟，所以不需要在此之外继续开宗立派，著书立说，提出新的理论。

　　这种观点理论上有利于朝廷对思想的控制，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行。不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，反而削弱了理学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，导致清朝中期，汉宋之争的爆发和理学的衰落。

　　明朝中后期开始，对于宋代儒学的反思和驳斥已经出现，其中一些思想，已经明显更接近于今人。明朝灭亡，给儒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明末清初的学者，如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，开始批判理学和心学，提出新的思想。其中一些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国，乃至后来。（这个之前也讲过，不赘述了）

　　清朝的严厉限制，产生了压制的效果，但并没有打断这个进程。大量士人转向训诂考据和古籍研究。到清朝中期，专注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兴盛起来。

　　借助对于古代经文的研究和考证，士人继续进行着反对的工作，对理学各家的批判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形成了与“宋学”对立的“汉学”。

　　汉学先驱惠栋认为“宋儒之祸，甚于秦火”，另一位大师戴震也提出，无论程、朱还是陆、王，都受到佛、道的影响，因此需要去更古老的时代，寻求真正的儒家理念。这其实又是经典的“托古”方法，借此与理学乃至背后的皇权，争夺对于道统的解释权。

　　而这个过程中，礼教当然也是争论的话题之一。

　　戴震在这方面的观点，实际上是明末的延续，认为妇人也能“节操比于丈夫”，夫妇之间地位应该对等，是朋友一样的关系。

　　戴震推崇“贤妇”，质疑史、志文献中，对于“列女”的归类，认为列女传记应该包括各个类别。近世的史料，却只记录节烈妇女，鲜有记录贤妇，是对古人立意的违背，于礼不合。

　　而即使官府旌表的节妇，也往往是有影响力的人家，真正需要救助的贫穷妇女，却得不到官府的表彰和救济。

　　因此，他主张把重点转移到表彰贤妇，和救济那些生活贫困、真正需要官府支持的下层妇女。

　　戴震对于理学颇多批判，以至认为“后儒以理杀人”。这些观点，就是他们与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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