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方面，清朝前期，礼教极端化、理学兴盛的情况，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。

　　我们之前提过，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，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。说的直白一些就是，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，但这样就得面对“投靠蛮夷”的道德困境。所以，需要进行补足，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。而这种补足方式，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、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，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，并没有失去气节。

　　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。要降低统治成本，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，文化越接近，统治成本就越低。

　　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，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，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，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、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，连学习元朝，让汉人当军事骨干，都难以做到。

　　这种情况下，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“找补”。而最方便的方式，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，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，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。

　　结果就是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。

　　而清朝中期开始，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、反击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。

　　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。俞正燮在著作里，认为“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，妇女贞烈，岂是男子荣耀？”，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。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，按古礼和实际情况，保持平常心来评判，不应过多干涉。“其再嫁者不当非之，不再嫁者，敬礼之斯可矣。”

　　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，在其他领域也在“复古”。

　　皖派的开创者，经学家江永，擅长数学，“深西法”、“祖欧罗巴之说”。江永的弟子、前文提到的戴震，除了经学训诂，也钻研数学，著有多部著作，还为《考工记》绘图写注，校勘过《水经注》。钱大昕也研究数学，钻研西式测量法，和钦天监多有来往。

　　由于康熙把“西学中源”定为基调，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，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，是出于古代，只不过在中国失传，而在四夷发扬光大。梁启超就说戴震是“全属西洋思想，而必自谓出孔子”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，到清末，人们还称赞“勿庵（梅文鼎）兴而算学显，东原（戴震）起而算学尊”。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。

　　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，官至大学士，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。他在这个话题上，支持戴震的思路，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。

　　阮元认为，这些科学知识也是“儒者实事求是之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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